锂、钴、镍、稀土等矿产资源作为新能源产业上游关键原材料,其保供稳价事关我国能源转型与产业发展。当前,我国大部分关键矿产对外依存度高、价格上涨较快、应急储备体系不健全、全球资源控制力不足,全球资源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保供稳价压力凸显。为此,建议从加快资源勘探和项目建设、建立供应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加强矿产资源国际合作、推进矿产联合采购等方面着手,提高我国新能源关键矿产资源自主能力、供应风险识别能力、供应链把控能力和定价话语权。
新能源关键矿产保供稳价事关
我国能源转型安全与发展
(一)充足的矿产供应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物质基础
我国能源转型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需要大量与新能源相关矿产资源来支撑。如,电力传输需要铜和铝;太阳能电池板需要铜、硅、银、风力发电涡轮和电动发动机需要稀土;动力电池需要锂、钴、镍、锰、石墨等。据国际能源署(IEA)测算,一辆电动汽车需要的矿产投入量是传统汽车的6倍,而建造海上风电场需要的矿产资源投入量分别约是同样规模的燃煤发电厂和燃气发电厂的6倍和13倍。
(二)稳定的矿产价格是新能源相关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
锂、钴、镍、稀土等矿产作为新能源、动力电池等产业的上游关键原料,价格稳定是产业健康发展的前提。过高或过低的原料价格将导致行业上下游盈利能力两极分化,不利于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以锂电池产业为例,2021年至今,随着上游锂材料价格大幅上行,产业链利润逐步向上游锂资源企业集中,锂资源企业毛利率由2021年Q1的30%上升至2022年Q1的67%。而下游电池环节毛利率由2021年Q1的26%下降至2022年Q1的14%,部分动力电池和新能源车企不得不提高价格、压减产能以应对原材料价格暴涨。
新能源关键矿产保供稳价面临的挑战
(一)国内供给保障与需求严重不匹配,对外依存度高
我国多数新能源关键矿产储量与消费量严重不匹配,加之资源品位低、开采成本高、环保要求严等因素作用,矿产开发空间受限,产量增长缓慢,国内供给保障能力不足。以锂、钴、镍为例,中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锂、钴、镍储量占全球储量比重分别约6.31%、1.95%、4.39%,而我国锂、钴、镍消费量占全球比重均超过50%。储量与消费量的严重不匹配导致我国新能源关键矿产对外依存度较高,据中汽中心数据,2020年我国锂、钴、镍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79%、97%、92%。
(二)全球需求持续旺盛但供给增长相对缓慢,矿产价格大幅上涨
从需求侧来看,2021年以来,随着俄罗斯、日本、欧盟、韩国、中国、英国、美国等相继出台碳达峰、碳中和行动计划,全球风电、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产业 快速发展,对上游关键矿产的需求迅速增加。从供给侧来看,由于2019—2020年新能源全球关键矿产价格的下行导致投资低迷、产能出清,且矿产勘探建设周期较长,供应在短期内难以匹配需求,导致矿产价格大幅上 涨。世界金属统计局、国际钴业协会等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精炼镍市场供应短缺 14.43万吨,金属钴供应短缺1.5万吨。据安泰科统计,2021年电解镍、电解钴、碳酸锂、氢氧化锂现货均价分别同比上涨26%、40%、177%和117%。
(三)进口来源单一且应急储备体系有待完善,供应链缺乏弹性
新能源关键矿产全球分布极度不均衡,叠加部分国家原矿出口限制,导致我国部分矿产进口来源地单一。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我国约95%的锂精矿进口自澳大利亚,约99%的钴原料(钴矿及钴湿法冶炼中间产品)进口自刚果(金),约74%的镍矿进口自菲律宾。同时,我国新能源关键矿产的应急储备体系也有待完善。一方面,我国新能源关键矿产储备规模较小,与“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关键矿产消费国”地位不匹配。另一方面,收储和放储制度不完善,存在收储资金到位较慢、收放储决策流程较长、制度约束过多而激励不足等问题,政府储备的保供稳价作用较弱。此外,我国新能源关键矿产商业储备机制尚未建立,商业储备灵活、高效、市场化的优势未能发挥。
(四)企业全球资源控制力不足且进口需求分散,定价话语权较弱
从全球产业格局看,新能源上游关键矿产领域多呈现寡头垄断的特征,而我国企业全球资源控制力相对不足,所控制的全球资源远小于我国矿产消费量。以锂、镍矿为例,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我国锂、镍消费量分别约占全球总消费量的60%和56%,但全球约50%的锂矿资源被美国雅宝、智利矿业化工和美国富美实公司控制,我国的赣锋锂业和天齐锂业仅控制约30%的锂矿资源;全球前十大镍矿企业中仅有一家中国企业。从关键矿产进口情况看,我国新能源矿产加工企业数量较多且进口需求分散,进口价格的确定多以加工企业与上游原料供应商的分散谈判为主,规模化效应缺乏。买家进口需求分散而卖家相对集中,导致我国企业议价回旋余地较小,对新能源关键矿产价格话语权有限,更多时候只能被动接受价格上涨。
锂、钴、镍、稀土等矿产资源作为新能源产业上游关键原材料,其保供稳价事关我国能源转型与产业发展。当前,我国大部分关键矿产对外依存度高、价格上涨较快、应急储备体系不健全、全球资源控制力不足,全球资源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保供稳价压力凸显。为此,建议从加快资源勘探和项目建设、建立供应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加强矿产资源国际合作、推进矿产联合采购等方面着手,提高我国新能源关键矿产资源自主能力、供应风险识别能力、供应链把控能力和定价话语权。
新能源关键矿产保供稳价事关
我国能源转型安全与发展
(一)充足的矿产供应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物质基础
我国能源转型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需要大量与新能源相关矿产资源来支撑。如,电力传输需要铜和铝;太阳能电池板需要铜、硅、银、风力发电涡轮和电动发动机需要稀土;动力电池需要锂、钴、镍、锰、石墨等。据国际能源署(IEA)测算,一辆电动汽车需要的矿产投入量是传统汽车的6倍,而建造海上风电场需要的矿产资源投入量分别约是同样规模的燃煤发电厂和燃气发电厂的6倍和13倍。
(二)稳定的矿产价格是新能源相关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
锂、钴、镍、稀土等矿产作为新能源、动力电池等产业的上游关键原料,价格稳定是产业健康发展的前提。过高或过低的原料价格将导致行业上下游盈利能力两极分化,不利于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以锂电池产业为例,2021年至今,随着上游锂材料价格大幅上行,产业链利润逐步向上游锂资源企业集中,锂资源企业毛利率由2021年Q1的30%上升至2022年Q1的67%。而下游电池环节毛利率由2021年Q1的26%下降至2022年Q1的14%,部分动力电池和新能源车企不得不提高价格、压减产能以应对原材料价格暴涨。
新能源关键矿产保供稳价面临的挑战
(一)国内供给保障与需求严重不匹配,对外依存度高
我国多数新能源关键矿产储量与消费量严重不匹配,加之资源品位低、开采成本高、环保要求严等因素作用,矿产开发空间受限,产量增长缓慢,国内供给保障能力不足。以锂、钴、镍为例,中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锂、钴、镍储量占全球储量比重分别约6.31%、1.95%、4.39%,而我国锂、钴、镍消费量占全球比重均超过50%。储量与消费量的严重不匹配导致我国新能源关键矿产对外依存度较高,据中汽中心数据,2020年我国锂、钴、镍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79%、97%、92%。
(二)全球需求持续旺盛但供给增长相对缓慢,矿产价格大幅上涨
从需求侧来看,2021年以来,随着俄罗斯、日本、欧盟、韩国、中国、英国、美国等相继出台碳达峰、碳中和行动计划,全球风电、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产业 快速发展,对上游关键矿产的需求迅速增加。从供给侧来看,由于2019—2020年新能源全球关键矿产价格的下行导致投资低迷、产能出清,且矿产勘探建设周期较长,供应在短期内难以匹配需求,导致矿产价格大幅上 涨。世界金属统计局、国际钴业协会等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精炼镍市场供应短缺 14.43万吨,金属钴供应短缺1.5万吨。据安泰科统计,2021年电解镍、电解钴、碳酸锂、氢氧化锂现货均价分别同比上涨26%、40%、177%和117%。
(三)进口来源单一且应急储备体系有待完善,供应链缺乏弹性
新能源关键矿产全球分布极度不均衡,叠加部分国家原矿出口限制,导致我国部分矿产进口来源地单一。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我国约95%的锂精矿进口自澳大利亚,约99%的钴原料(钴矿及钴湿法冶炼中间产品)进口自刚果(金),约74%的镍矿进口自菲律宾。同时,我国新能源关键矿产的应急储备体系也有待完善。一方面,我国新能源关键矿产储备规模较小,与“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关键矿产消费国”地位不匹配。另一方面,收储和放储制度不完善,存在收储资金到位较慢、收放储决策流程较长、制度约束过多而激励不足等问题,政府储备的保供稳价作用较弱。此外,我国新能源关键矿产商业储备机制尚未建立,商业储备灵活、高效、市场化的优势未能发挥。
(四)企业全球资源控制力不足且进口需求分散,定价话语权较弱
从全球产业格局看,新能源上游关键矿产领域多呈现寡头垄断的特征,而我国企业全球资源控制力相对不足,所控制的全球资源远小于我国矿产消费量。以锂、镍矿为例,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我国锂、镍消费量分别约占全球总消费量的60%和56%,但全球约50%的锂矿资源被美国雅宝、智利矿业化工和美国富美实公司控制,我国的赣锋锂业和天齐锂业仅控制约30%的锂矿资源;全球前十大镍矿企业中仅有一家中国企业。从关键矿产进口情况看,我国新能源矿产加工企业数量较多且进口需求分散,进口价格的确定多以加工企业与上游原料供应商的分散谈判为主,规模化效应缺乏。买家进口需求分散而卖家相对集中,导致我国企业议价回旋余地较小,对新能源关键矿产价格话语权有限,更多时候只能被动接受价格上涨。
做好新能源关键矿产保供稳价的相关建议
(一)加快资源勘探和项目建设,健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提高资源自主能力
加快资源勘探和项目建设。加大新能源关键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大幅增加勘查投入。完善矿产资源勘查激励政策,充分调动勘探单位的积极性。压缩采矿权证办理时间,规范各地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计征基础、计征方法和分类调整系数,加快推进国内新项目和在产资源接续项目建设。健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完善动力电池、风机叶片、光伏组件等回收标准体系,加强动力电池等产品的溯源管理,推动退役电池梯次利用。畅通回收和循环利用路径,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共建回收渠道,构建跨区域回收利用体系。加大回收企业资质监管力度,对正规企业给予资金补贴和税收减免,遏制回收利用小作坊、个体户无序扩张。出台研发激励政策,支持企业聚焦循环利用重点领域以及发展瓶颈问题开展技术攻关,引导回收企业加快自主创新推进技术升级,不断提升回收利用技术稳定性、可靠性和安全性。
(二)完善新能源关键矿产信息库,建立供应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提高风险识别能力
完善新能源关键矿产信息库。结合我国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与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规划,科学预测我国新能源关键矿产在不同阶段的产量和国内需求量,建立新能源关键矿产信息库,定期更新矿产储量、产量、需量、供需缺口等信息,为资源动态监测提供基础数据。建立供应风险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定期跟踪全球新能源关键矿产供应形势和贸易格局,充分考虑资源技术、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诸多不确定因素,评估疫情、国际争端等外部环境条件变化对新能源关键矿产供应的潜在影响,建立预警机制。加强部门间协作,积极防范外部风险所带来的冲击。
(三)加强矿产资源国际合作,健全应急储备体系,提高供应链把控能力
加强矿产资源国际合作。加强与全球主要矿产资源供应国在基建投资、矿业开采、生产加工、技术研发等领域的合作,巩固经济纽带,建立互惠互利的关系,减少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保持贸易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积极参与并构建全球新能源关键矿产资源治理体系,充分稀土等利用优势矿种,增强我国在全球新能源关键矿产资源治理中的博弈能力。加强应急储备体系建设。适度扩大新能源关键矿产储备规模,当新能源关键矿产市场价格回落到周期性低位时,择机增加矿产储备。完善收储和放储制度,提高财政资金拨付及时性,加快收放储价格审批速度,优化考核机制,增加激励措施。完善政府储备与商业储备相结合的新能源关键矿产储备机制,探索开展新能源关键矿产企业商业储备试点,鼓励金融机构研究支持新能源关键矿产商业收储。
(四)优化海外矿产投资布局,推进矿产联合采购,提高定价话语权
优化海外矿产投资开发布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持续深化与沿线国家在新能源关键矿产开发领域的合作,推动矿业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打造优势互补的矿业产业链。建立海外矿产资源投资开发指导目录,优化企业海外矿产投资审批流程,支持企业以境外资产和股权、采矿权等权益为抵押获得贷款,鼓励企业投资和收购海外矿产。
推进矿产联合采购。引导矿产龙头企业发起设立采购联盟,鼓励联盟内企业在供应商资源共享、采购信息互通、联合采购等方面展开合作,形成长期稳定、优势互补的伙伴关系,通过联合批量采购增强价格博弈能力,降低矿石采购价格。
做好新能源关键矿产保供稳价的相关建议
(一)加快资源勘探和项目建设,健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提高资源自主能力
加快资源勘探和项目建设。加大新能源关键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大幅增加勘查投入。完善矿产资源勘查激励政策,充分调动勘探单位的积极性。压缩采矿权证办理时间,规范各地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计征基础、计征方法和分类调整系数,加快推进国内新项目和在产资源接续项目建设。健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完善动力电池、风机叶片、光伏组件等回收标准体系,加强动力电池等产品的溯源管理,推动退役电池梯次利用。畅通回收和循环利用路径,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共建回收渠道,构建跨区域回收利用体系。加大回收企业资质监管力度,对正规企业给予资金补贴和税收减免,遏制回收利用小作坊、个体户无序扩张。出台研发激励政策,支持企业聚焦循环利用重点领域以及发展瓶颈问题开展技术攻关,引导回收企业加快自主创新推进技术升级,不断提升回收利用技术稳定性、可靠性和安全性。
(二)完善新能源关键矿产信息库,建立供应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提高风险识别能力
完善新能源关键矿产信息库。结合我国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与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规划,科学预测我国新能源关键矿产在不同阶段的产量和国内需求量,建立新能源关键矿产信息库,定期更新矿产储量、产量、需量、供需缺口等信息,为资源动态监测提供基础数据。建立供应风险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定期跟踪全球新能源关键矿产供应形势和贸易格局,充分考虑资源技术、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诸多不确定因素,评估疫情、国际争端等外部环境条件变化对新能源关键矿产供应的潜在影响,建立预警机制。加强部门间协作,积极防范外部风险所带来的冲击。
(三)加强矿产资源国际合作,健全应急储备体系,提高供应链把控能力
加强矿产资源国际合作。加强与全球主要矿产资源供应国在基建投资、矿业开采、生产加工、技术研发等领域的合作,巩固经济纽带,建立互惠互利的关系,减少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保持贸易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积极参与并构建全球新能源关键矿产资源治理体系,充分稀土等利用优势矿种,增强我国在全球新能源关键矿产资源治理中的博弈能力。加强应急储备体系建设。适度扩大新能源关键矿产储备规模,当新能源关键矿产市场价格回落到周期性低位时,择机增加矿产储备。完善收储和放储制度,提高财政资金拨付及时性,加快收放储价格审批速度,优化考核机制,增加激励措施。完善政府储备与商业储备相结合的新能源关键矿产储备机制,探索开展新能源关键矿产企业商业储备试点,鼓励金融机构研究支持新能源关键矿产商业收储。
(四)优化海外矿产投资布局,推进矿产联合采购,提高定价话语权
优化海外矿产投资开发布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持续深化与沿线国家在新能源关键矿产开发领域的合作,推动矿业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打造优势互补的矿业产业链。建立海外矿产资源投资开发指导目录,优化企业海外矿产投资审批流程,支持企业以境外资产和股权、采矿权等权益为抵押获得贷款,鼓励企业投资和收购海外矿产。
推进矿产联合采购。引导矿产龙头企业发起设立采购联盟,鼓励联盟内企业在供应商资源共享、采购信息互通、联合采购等方面展开合作,形成长期稳定、优势互补的伙伴关系,通过联合批量采购增强价格博弈能力,降低矿石采购价格。